读书：借着旅人的眼睛

——本地历史记录选编集 《旅人眼中的旧日新加坡》

 

        去年再版的《旅人眼中的旧日新加坡》(Travellers’ Tales of Old Singapore)是一本历史纪录选编集。它选择以“旅人”的视角，透过旅人对新加坡地貌景观的观察，历史事件的记述，生活细节的回忆，让今人“窥”得旧日新加坡之一斑。

         旅人，是旧日踏足新加坡的欧裔人士给自己的定位之一。无论是路过新加坡的旅行家，任职数年的殖民官，还是居住在本地长达数十载的生意人，都常把自己称为这个热带小岛上的旅人。

         《旅人眼中的旧日新加坡》共收录了66位作者的历史记忆片段，时间跨度从1819开埠之初到1942年的日据时期。在这66位作者当中，大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欧裔人士，仅有四名亚裔人士。他们中有英殖民总督加文纳和瑞天咸、后成为英王乔治五世的约克公爵乔治王子、荷兰东印度公司文员奈休伊、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波德等，也有莱佛士爵士的马来书记文西·阿都拉和中国清末民初文人李钟珏。

 旅人的视角

         正如该书编者迈克·怀斯(Mike Wise)在序言中所说，这些旅人留下的记忆“……不是历史，甚至无法给人绘出一幅完整的图画。然而，从一页页文字的字里行间，读者能渐渐进入一个过去了的时空，仔细看看一下那消逝已久的大街小巷中”。

           在英国作家乔治·俄尔的笔下，人们看到了一幅19世纪30年代的新加坡图景：“天刚破晓，新加坡市镇对外海面停泊的船只，仍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不久太阳露头了，把晨雾一扫而净……尽管天色尚早，新加坡河口已是熙熙攘攘。轮船、舢舨和小渔船如此之多，简直让人无法想象15年前这个小岛还只是个小渔村，岛上只有一小群衣不掩体的马来人。”

         英国外科医生贝内特曾于1833年到甘榜格南的马来皇宫，拜访住在那里的苏丹胡申。他见到的苏丹胡申，腰间围着一条脏兮兮的沙龙。不过50余岁的他，体态臃肿，脚步蹣跚，早年的神气早已荡然无存。

         英殖民政府的华民护卫司毕麒麟在1877年的一份报告中，记述了一起“绑架新客”事件：20多名海南籍新客，一抵埠就被关在直落布兰雅的一间屋子里。蛇头准备以每人35元的价钱，把他们卖到苏门答腊的一个矿场去做苦力。新客不从，引发一场流血械斗。

         这些对本地景观、人物和事件的观察和记录，都出自 “旅人”的视角。然而这也是当年殖民统治阶层的视角，故称“殖民记忆”。

如何解读殖民记忆？

         说到殖民者留下的记忆，有人认为它充满了殖民主义居高临下的偏见，因此认为它不值得一读。

         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的确不甚相同，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对立的。然而，尊重历史，首先应承认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实。

         就殖民记忆的特点而言，一方面，“欧洲中心”和“帝国荣耀”无可避免地构成了殖民话语的主线，字里行间透的是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另一方面，殖民话语中并不是没有自相矛盾之处的。有些殖民者尽力颂扬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同时，对本地传统文化遭受的冲击感到隐隐内疚于心；但作为殖民统治阶层的一员，他又不得不维护这种治理方式。凡细读过殖民者留下的文字的人，大抵都有这样的发现。

        鉴于殖民记忆的两重特点，读者需要动用不同的分析批评工具，对其表面话语和隐层矛盾加以解析。解析的目的在于借着历史的镜子观察今天，将不同社群的记忆视为本地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以构建起从昨天到今天的国家历史。

         特别要提的是，该书也摘录了两名日本人分别在二战前后留下的记忆，遂从另一角度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少见的历史资料。日本记者藤井达树于1939年任职新加坡，对英国殖民统治非常不满，认为本地处处可见“英殖民主义压迫的铁证”。日军军官迁政信上校在195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英军司令白思华在福特车厂向日军司令山下奉文投降时的对话，字里行间依然流露出占领者的傲气。

         就回望本地历史而言，《旅人眼中的旧日新加坡》呈现的“旅人”视角，或许有异于人们常用的视角。然而，对于愿把殖民记忆视为本地历史记忆一部分的读者来说，相信能从这本历史记录选编集中找到不少颇具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

         （《旅人眼中的旧日新加坡》是编者迈克·怀斯的专题历史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另两本分别为《旅人眼中的南中国沿海地区》和《旅人眼中的旧日本》）

 （2009年7月6日 联合早报）

高考1977

        特意拜托奥赛书店的杨小姐，从中国买来《高考1977》的影碟。但拿到之后，放了近两个星期都没敢碰。很想重温那段历史，但又害怕它会唤醒太多早已忘却了的记忆。

        今天终于看了。也如自己所料，随着电影中的一群知青报名复习赶考，当年自己从得知消息到录取放榜的一个个细节，又一一回来了。

        朋友陈颖在“高考的失落”一文中提到这部电影。她在文中说，这部电影的“本身情节不够强、歌颂多于反思的主旋律定势，构成最大的硬伤。”  的确如此。这部电影说的是1977的事情，不知怎的，政治基调、拍摄手法也很1977，似又跳回到文革刚结束时“伤痕电影”的那种明里反思、暗里辩护的调调框框里了。

        不过，参加过那场1977年高考的人，不管考上了的还是落榜的，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相信跟我一样，已经忘了去品味电影情节、艺术手法，而是深深沉溺在了那段岁月的回忆当中。正如上文所描述的：“看《高考1977》时，亲身经历过那年高考或那段岁月的父亲母亲们，竟会无声地啜泣；……”

        为什么啜泣？因为那场迟来了10年的考试，打破了人们看不起知识人的思维定势。当全国所有人都在“知识无用”的最高指示下，逐渐自我说服、继而坚信无疑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人们听说一个足以扭转历史的巨大变化将要发生，全国统一的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将会恢复，一场“为祖国挑选优秀人才”的考试即将开始。当时很多人不敢相信：知识人，什么时候从“臭老九”一跃而为“优秀人才”？

        为什么啜泣？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那场迟来10年的考试，意味着他们将重得平等的待遇。那场考试，不靠后门、不计出身，全凭个人的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在那10年间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很多都没有后门，也有很多出身“不好”，对自己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已经习惯了、麻木了，甚至自己也认为是咎由自取了。他们当中有很多不敢相信：我真的能跟所有人平起平坐？

        为什么啜泣？对当时的知青来说，那场迟来了10年的考试，让他们看到了一线回家的曙光。在那10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1,600万人。他们在农村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但最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一个存在已久的、自相矛盾的现实：一方面，知青们被告知，上山下乡是一场神圣的革命，神圣的意义不仅在于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也在于改变年轻人的精神归宿；但另一方面，知青们又看到，凡是父母东山再起的，都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孩子从农村搞出来，或送去当兵、若接回城市当工人。

        这样的现实，对知青来说是很残酷的，也无形中等于戳破了一个天大的谎言，让人们看到谎言下的真相——上山下乡，实际上形同一场惩罚，但凡有一点办法的，都会设法逃离这个惩罚。那时的知青，有哪一个不想回家，但绝大多数都是回家无路呵！所以说，那场考试，让知青们看到了一线曙光：通过统一考试，他们就可以无需后门、光明正大地回家了。

      上一辈人的这种啜泣，他们的后代无法理解，似乎也就理所当然了。因此，没有打算把这部电影推荐给身边的任何人，全因真正愿意看、又能看懂那场躁动下面的意义的人，今天可谓是少之又少了。

       在这那年的考生中，不到5%的人录取了，人称“77届”。然而，说到77届，在今日中国，除了当年走过来的人，还有多少人知道？又还有多少人愿意知道？

       有本地友人问：77届的学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77届的学生，读起书来都是不要命的。当年不少教过他们的老师，对那股无声的拼命，至今记忆犹新。这不难理解。77届的每一名学生，都在过去10年里经历了不少磨难，因此无比地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当年的拼命读书，不是为了大公司的赏识、不是为了毕业后的工作，而完全是为了对得起这个读书机会。

        拼命读书，只为对得起这个读书机会——那样的读书情怀，现在已经没有了吧？就这一点而言，分别在1977和2009这两年参加高考的这两辈人，孰幸？孰不幸？似乎又说不清了。

      

（广外77届学生的晨读林）

（广外77届的学生宿舍）

录下电影结束时的一段字幕：

      “1966年6月，中国中止了高等院校的招生制度；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等院校的招生制度。

       “1977年，全国报考570万，录取人数27.287万；1978年，全国报考610万，录取人数40.2万。

        “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1977年恢复的高考，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一大批优秀青年由此成为了民族进步的中流砥柱。”

30年有多长

      两名19岁的女孩。

      她们俩的相同之处是，两人都在19岁那年考上大学；不同的是，两人中间隔了30余年（准确地说，是31年）；

      31年前的女孩，19岁时已在“广阔天地”里打滚了近四年。日复一日，女孩跟许多同龄的孩子一道，夏天下田种水稻，日晒雨淋；冬天挖沟开渠搞水利，手脚常被冻坏。很多时候累得想哭，可妈妈不在身边。

       那是人人盼望回城的日子。眼见父母东山再起的朋友们，一个个被招工、保送上学，19岁的女孩心里清楚，这轮不到她。她不羡慕那些被招工的，但很羡慕能上学的，因为上大学一直是她的梦想。

       突然有一天，消息传来，1977年要恢复全国大学统一考试。那年冬天，女孩幸运地考上自己心仪的外国语学院。大学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

        31年后的今天，另一名女孩也长到19岁了。刚满19岁的她，离开妈妈，赴英读书。

        在那间英格兰古老大学里，共有38个学院，女孩就读的是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在那里，她跟许多同龄的孩子，日复一日，把自己埋在书堆里。她一面发狠读书，一面苦苦想家，常常在Skype上对着妈妈抹眼泪。

        还好，那间大学的学期短、假期长。假期一来，女孩就背起背包，跟朋友们一道到欧洲各地旅行，至今已经走了近半个欧洲。

        一年还未过完，女孩已经完成一年级的学习，拿到第一年考试的荣誉成绩。昨天，女孩抵达樟宜机场，回到日思夜想的家中，放三个月的长假。

        30余年前，在大学英国文学课上读着奥斯卡·王尔德的19岁女孩，未敢想过女儿日后会在王尔德的母校读书；

        30余年后的19岁女孩，听到妈妈说过去的故事，也犹如进入了一个天方夜谭般的世界。

        21世纪初的今天，人人都在回顾过去的30年。但，30年究竟有多长？

        对这两名女孩来说，30年不长不短，正好见证了两代人的命运。

（牛津大学的莫德林学院）

（莫德林学院法学系自己的小图书馆）

     

      （法学系图书馆后面的读书室一角）